?上世纪80年代，有位生物伦理学家写道，“很多医生似乎不只是在说‘我为何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是在说‘我为何要为这些同性恋者和吸*者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并非只有医生这样。有报道称，殡葬师拒绝对艾滋病患者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急救人员对同性恋社区的呼救置若罔闻。一些州的牙科协会建议推迟为艾滋病患者实施非常规手术，如搭桥和根管治疗。
一种毁灭性的新型疾病笼罩城市
年11月，一名男子因发热和气短来到贝尔维尤（医院医院）。他接受了胸部X射线检查，结果显示“有些模糊，无特异症状”，然后进行了肺部活检。“已无法单单用惊讶来形容。我们震惊得不知所措，”弗雷德瓦伦丁医生回忆说，“这人得了肺孢子菌肺炎（PCP）。”
身为传染病专家，瓦伦丁近年来还治疗过一例肺孢子菌肺炎患者：一个营养不良的白血病患儿，其免疫系统已经崩溃。贝尔维尤的这名病人，是个34岁的同性恋者。他的肩胛骨附近很快出现了一个蓝紫色斑点，他的T细胞数——衡量身体对微观入侵者的防御能力——骤降。他陷入了昏迷。
瓦伦丁以自己见多识广为傲。从医学上讲，没有什么病是在贝尔维尤没见过的。但几天后，瓦伦丁在治疗一个有严重咳嗽和发热的瘾君子时，得到了同样的化验结果：“肺孢子菌肺炎，伴有严重的细胞免疫缺陷”。他觉得这不仅仅是巧合：两个明显素不相识的人，诊断结果却令人费解的一样。两人很快就死去了。
向北几个街区的纽约大学皮肤科诊所，也是国内最大的皮肤科诊所，在这里，另一谜团正在显现。一名男性到来时，脚上长了有色斑点。他最近因腺体肿胀和脾医院接受过治疗。值班的皮肤科医生阿尔文弗里德曼–基恩做了一次活检。结果发现是卡波西肉瘤。
自然的反应是把这一病例视为反常。人体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卡波西肉瘤是一种皮肤癌，多见于地中海人种的老年男性，以及为防止器官排斥反应而服用免疫抑制药的移植患者。在癌症患者中间，这种病的发病率微乎其微。
但是，随后诊所又出现了第二起病例——一个30多岁的同性恋演员，鼻子上长了块紫斑。“我突然开始考虑病人的性史，医学院里从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东西，”弗里德曼–基恩回忆说,“询问一个人的性生活？我的意思是，［我］从未问过任何人这种问题。没有人，连妓女都没有。”
在弗里德曼–基恩检查的病人中，有一人名叫盖尔坦迪加，这位法裔加拿大空中乘务员，后来在旧金山记者兰迪希尔茨的畅销书《世纪的哭泣》（以及HBO改编电影）中，被描述为“零号病人”，而他也将死于艾滋病。
后来证明，这一描述并不属实；把艾滋病带到北美的并不是迪加，尽管他吹嘘说自己曾在数十个城市与数百名毫无戒心的伴侣进行无保护性行为，而且他的这一说法很可能为真。“我曾碰到他从一个同性恋澡堂出来，我停下车，说：‘你在那里干什么？’”弗里德曼–基恩回忆说，“而他说：‘在黑暗中，没人看得见我的斑点。’他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者……［在那之后］我拒绝见他。我真的非常气愤。”
这是否只是冰山一角？弗里德曼–基恩认为是的。他与贝尔维尤的肿瘤学家琳达劳宾斯坦等人合作，共同发表了一项涉及60名同性恋患者的研究结果：一组显示出卡波西肉瘤、肺孢子菌肺炎（或两者兼有）的明显症状，另一组无症状。“与［这些疾病］关系最密切的变量是每年男性性伴侣的数量”，这项研究的作者们得出结论：第一组平均有61个伴侣，对照组有26个。第一组还报告了疱疹、梅*和肠道寄生虫病的较高发病率。
时间一周周过去，口腔、舌头、喉部、视网膜、结肠、阴茎和直肠患癌的男同性恋者开始来到贝尔维尤。所有临床指标都指向一种毁灭性的新型疾病。
起初，医学研究人员使用“与男同性恋者相关的免疫缺陷”（Gay-RelatedImmuneDeficiency）或简称GRID来描述这一系列症状，而媒体则称其为“同性恋癌症”。但随着异性恋病例的增多，其中有海地人、共用针头的吸*者、接受输血的血友病患者，这一病症被重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或称艾滋病。
没人知道这些互不相干的群体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有联系的话。年，纽约市报告了个新病例。此时此刻，唯一恒定的是死亡率。患者似乎都必死无疑。
《贝尔维尤：医院的死与生》，[美]戴维奥辛斯基著，武忠明译，译林出版社年10月版
背负逃兵骂名还是与恐惧为伴？
美国医学会于年成立时，医生拒绝治疗流行病患者，更恶劣的是，甚至弃之而逃——这种令人遗憾的景象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丹尼尔笛福在他写于18世纪的小说《瘟疫年纪事》中写道：“谴责的话语朝那些［伦敦］医生劈头盖脸扔过来，他们在这疫疾期间遗弃了自己的病人……他们被人叫作逃兵。”
为树立自身形象及原则，新成立的美国医学会采取强有力的立场，结果是制定了《医疗伦理守则》，要求其成员“直面［瘟疫］之危险，为救死扶伤不懈努力，甚至甘冒牺牲自己性命的风险”。
随着研究的进步，对传染病的担忧逐渐消失。疫苗、特效药和更好的卫生条件，抑制了过去那些传染病的严重暴发，使医学这一职业变得更安全。
为反映这一现实，美国医学会在20世纪50年代修订了《医疗伦理守则》，让医生“自由选择服务对象……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的环境”，不明“紧急情况”除外。之后，艾滋病降临了，不知源自何处。医疗防护这层安慰的泡沫，似乎一夜之间破灭了。旧的问题再次浮现。危险时代需要什么？是否应该恢复更严格的《医疗伦理守则》？
美国医学会认为不应该。在年的一份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