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时候，记得歌唱家郭兰英曾唱过一首歌：“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常有一种人背着印着红色“十”字的药箱，骑着自行车走屯串户，他们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干农活儿一边行医，谁家有个头疼脑热，跑肚拉稀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名字叫“小十八”，记得小时候每次哭闹，不听话，耍驴，父母总会吓唬我们说：小十八来了，于是哭闹声就很快就会停止。因为小十八打针特别疼，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领教过他的“技术”，因为怕打针，怕疼。疼痛是我们小时候刻骨铭心最不能理解的一种生命体验。
小十八个子很小，人长得单薄，眼睛大的出奇，一台没有了后瓦盖永久牌自行车是他走村窜户唯一的交通工具。大队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小十八没有什么高明的医术，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他反而治得了。在社员的眼里，十八就是“神医”。偶尔也打脸。也曾出过很多险事和笑话，甚至医疗事故。记得那是冬季里的一天，父母起早去二十里地外的舅舅家随礼，把我和哥哥留在家里，出门前母亲交待我们看好家，早上做饭把一天的都带出来了，中午热一下就行。到了中午饭点，一看母亲留的饭菜有点素，我就和哥哥商量割点外面大缸里的冻猪肉，炖了吃，我从外屋地的锅台边拿起菜刀就去切肉，由于没有切冻肉的经验，一刀下去，冻肉没割下来，却把我的左手食指切的鲜血直流，当时我哥也吓坏了，从屋里找出一大块棉花把我的伤口包住，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就往小十八家赶去。小十八家距离我家也就三里多地，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小十八为我做了外伤处理，缝了三针。还按照常理给我注射了破伤风，不到十分钟我突然感到烦躁、呼吸困难、出冷汗。十八也慌了神有点不知所措，在慌乱中很快稳定了情绪，判断是血清过敏，根据以往微薄的经验为我注射肾上腺素后算是把我抢救过来了。这事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仍旧心有余悸。现在如果有外伤需要打破伤风是必须要做试敏的，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当然后来家里人也没怪小十八，更没追究小十八的责任。在那个医学技术匮乏的年代，也没人当回事。
那年代的农村，普遍现象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就得见阎王。”“救护车一响，耕牛肥猪白养。”这是以前一句句流传在农村的顺口溜，当然这也反映出当时经济困难的农民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揪心与无奈。更有甚者的巫医神汉，跳大神看病的现象屡屡发生，封建迷信延误了病情，坑害了百姓。
我们屯里有个叫冯大仙的五保户，老两口无儿无女，平时有个大事小情基本都是屯里社员帮助解决。有一年夏天的半夜，冯大仙起夜去厕所，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不轻，加上岁数大，在炕上躺了半个月也没见好，屯子里的“明白人”认为冯大仙是晚上起夜被**附体了，得找大神给驱一驱，大神在冯大仙家祭坛施法，焚香烧纸好一顿折腾，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加重，神志不清气若游丝，左邻右舍这时纷纷出主意，有的说赶紧把寿衣穿上准备后事吧，还有的说不如请小十八给看看，冯大仙老伴还算明智，决定让人找小十八给看病。小十八来了之后又是针灸又是挂吊瓶，经过几日的“治疗”冯大仙日渐康复，还真就好了，不几日就能下地了，自从冯大仙的“重病”痊愈后，小十八在我们屯里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家里的责任田照种，赤脚医生那点微薄收入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治疗疾病的所谓西药，仅有镇痛片、安乃近、颠茄片、安痛定针剂、庆大霉素等为数不多的西药。即使医术不高，设备简陋，药品有限，也没阻挡小十八为社员服务的热情，无论寒冬酷暑，白天黑夜，无论田间地头，春种秋收，都有小十八的为社员诊治的身影。
在我参*后，听母亲说现在的小十八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执业医师证，自己开办了私人诊所，十八的“交通工具”也由永久牌自行车变成了幸福牌摩托车，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小轿车。
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广大农村社员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在，农村医院，交通便利，送医也方便了，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逐渐在人们记忆里模糊了甚至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