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强抗疫决心与信心，升民智、养静气，人民出版社1月30日特别提前推出了主题图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电子书，并已在学习强国、中国移动、掌阅、亚马逊及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等多家著名数字平台同步上线，免费供公众阅读。该书纸质版原计划2月底出版，6个月后再出版电子书。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是第一部以纪实文学方式写成的中国百年抗疫史，由著名*旅作家、解放*报原副总编江永红撰写。该书以年北洋*府成立“中央防疫处”，现代医学进入中国防疫史为开端，生动讲述了现代中国在“防疫战场”上的代表性重大事件与人物，从一个特殊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广大*员干部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该书是一部具有史话性质的纪实文学体作品，而非学术著作。作者以中国现代百年史上的重大疫情为主线，以组织抗疫，利用、研制疫苗为重点，通过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中国百年抗疫历程。
全书生动讲述了中国现代抗疫史上的主要故事，从北洋时期我国第一次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防疫战——哈尔滨抗击鼠疫，抗战烽火里诞生的中国第一支青霉素，解放区窑洞里出品的痘苗和抗生素，到毛泽东亲自挂帅打响的新中国防疫第一战——扑灭察哈尔鼠疫，周恩来亲自提议建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脑炎，创建中国生物制品国家队——“六大生研所”；从计划免疫国家行动举国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中国如何甩掉“乙肝大国”的帽子，如何成为世界疫苗大国，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和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年提名）伍连德，首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棻，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奠基人、“世界衣原体之父”汤飞凡，分离出天花病*、为我国预防和消灭天花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齐长庆，在废弃厕所里坚持科技攻关的武汉生研所总技师谢毓晋，中国卡介苗鼻祖王良，“糖丸爷爷”们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等等。作品真实、生动，故事惊心动魄，事件鲜为人知，事迹可歌可泣。
尤其是书中对中国现代防疫科学家包括支援中国的外国科学家的讲述感人至深、令人难忘。疫苗的功能就是中国古代的“治未病”。我们不必知道每一粒大米的生产者，但我们应记住中国农业的老祖宗神农氏、记住袁隆平。同理，当我们免疫于鼠患、天花、血吸虫、麻疹、破伤风、乙肝、流感等，我们同样应知道研制这些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科学家。这些和屠呦呦一样的人，既应该永载史册，也应该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之*魄、前进之动力。
本书撰写历时两年，作者采访利用了一大批疫苗研制领域老专家、老学者的珍贵口述史料，并得到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委的全力支持，确保了全书质量。该书对于当下的我们正确把握疫情，科学应对，汲取经验教训，树立信心决心，打赢防疫阻击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江永红是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作品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著有长篇报告文学《*营升起的群星》《看不见的回归线》《名将解甲》等。
以下内容摘自本书前言——《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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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素称富庶，但在旧社会也深受瘟疫之苦。当地把发鸡瘟叫“走鸡症”，把人瘟疫叫“走人症”。父亲告诉我，有一年“走人症”，全家都病倒了，爷爷见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死绝了，以为难逃这一劫，便把家里养的几只鸡全杀掉，炖了一锅，准备让大家好好吃一顿后再死，谁知平时闻着香的鸡汤，这时却一闻就令人作呕，最后一锅鸡都倒到厕所里了。也许本家血脉不该绝，最后全家靠运气扛了过来。这次“走人症”究竟是什么病?他说不清。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走人症”，指的是不明病因的瘟疫，是不包括天花在内的，因为天花虽然曾经是死人最多的烈性传染病，但病因清楚，侥幸不死的大多会给人留下一脸麻子。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一半家庭中都有麻子，有的甚至是一屋麻子，父母子女都是麻子。那时候，在我家乡一带，一是麻子多，二是瘸子多。腿不是因为外伤而致残，而是因患了脊髓灰质炎，就是小儿麻痹症。我家隔壁就有一个。如果你出门上趟街，一般都会看到瘸子，有时还不止见到一个。
然而，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就很少有人变麻子了，也很少见到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变成的瘸子了，还有许多让人闻之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也难得听说了。母亲告诉我:“还是共产*有狠(方言，厉害之意)，连麻子都没有了。”她的语言很朴实，但说到了根上。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技术战线的科学工作者们同卫生防疫战线的同仁们一起，通过免疫手段实现了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据国家卫健委的权威发布：从-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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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就是这本书提出了“上工（医）治未病”的著名理念。“治未病”就是防止疾病发生，对社会群体而言，最应该防止的当是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即古人所说的瘟疫。但是虽然早在《*帝内经》中就已有防治瘟疫的论述，而且此后的历代名医对此多有阐述和创新，但是囿于科技手段的缺乏，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更不可能找到引发瘟疫的病原微生物，只能笼统地指出传染病的病原为“邪气”，或曰“异气”“疫气”“疠气”“戾气”“瘴气”，等等。在预防手段上，东晋的道士兼名医葛洪留下了用狂犬之脑预防狂犬病的记载，宋真宗时就有了为预防天花而种痘的尝试。中医古籍上还留下了不少治“温病”的药方，但在现代疫苗出现之前，“治未病”还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自建安元年（公元年）起南阳连年疾疫，在不到十年之间，其宗族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张仲景作为“医圣”，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一个一个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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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代能“治未病”的“上医”大概多为养生专家(有中医出书，指“上医”即养生，但再会养生也难以逃脱传染病的魔，事实上有些所谓的“养生专家”也倒在了疾病下。是现代微生物学特别是疫苗的诞生，让中国古老的“治未病”的理论成为现实。真正能“治未病”的“上医”，是研制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他们用疫苗为我们构筑起一道抵御传染病的长城。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疫苗是先驱们从西方学来的。从年琴纳氏成功制备牛痘苗算起，到年中国成立中央防疫处，中国制备疫苗的时间比西方晚了半个多世纪。起步晚，条件差，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疫苗研制条件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存在“代差”，加上国外的封锁，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试剂往往得不到满足。但是中国的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被难倒，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呕心沥血，自力更生，硬是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用落后的设备制作出与国际水平难分高下的疫苗，保证了我国的防疫需要。这些疫苗制品，是他们用心血凝成的，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每一种新的疫苗研制出来，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研制者都是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时全家一起参加试验。这在世界疫苗研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献身精神足以惊天地，泣*神。
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几代科学家接力攀登，现在中国疫苗已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部分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似乎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规律治未病”者无名，“治已病”者扬名。古籍《鹖冠子》中，有一则魏文侯问扁鹊的故事:
魏文侯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
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
魏文侯曰:“可得闻邪?”
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我国生物制品专家颇像这个故事中扁鹊的“长兄”，能“治未病”，但名气不出本家(行业)。其实，他们从跨进这一行开始，就做好了十年磨一剑的准备，就给自己准备好了一条也许多少年也坐不热的“冷板凳”。甘当无名英雄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听听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殷绥亚是怎么说的吧——
生物制品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医生医的是一个点、一个个体，生物制品生产针对的是群体，是“上工(医)”“上工”医未病，是为大家防病，使大家不生病，所以，生物制品工作者是无名英雄，是防疫战线的幕后，是“兵工厂”，是做“子弹”的。一个生物病菌要消灭它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法则要消灭一个生物病菌要几千年几万年，我们人为消灭天花病*用了大概一百多年二百年都不到，这是我们生物制品全体工作人员的功劳。现在麻子没有了，拐脚的没有了，这是花小钱、办大事。一针疫苗没有多少钱，真正得了这个病以后，不光是医疗费要花得很多，对本身身心残疾，都要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作为一名生物制品工作者，我觉得很自豪，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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